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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岸交流加深，大陆赴台学生数量稳步增加，2009年以来，台湾间谍在岛内针对大陆学生的拉拢策反活动愈趋活跃。
台湾情报部门在2009年到2013年期间在台湾大学、义守大学、宜兰大学、铭传大学等20余所高校活动，通过问卷调查、提供兼职等方式接触大陆学生，之后有偿索取大陆政 治、经济、军事相关政策和涉密信息。两岸交流是好事，台湾间谍情报机关的做法却背道而驰。记者获悉，国家有关部门已破获相关策反案件近40起，涉及大陆 15个省市。
据披露，台湾间谍情报机关曾有针对大陆的“六大计划”，代号分别为“夏阳”“黎明”“先基”“晨曦”“春风”和“复华”。其中，“夏阳”代指在大陆政治、 军事、经济、科技等9类重要战略目标体系内，积极发展情报组织，北京、天津、沈阳等被列为优先发展城市；“黎明”主要搜集大陆东南沿海情报，以备两岸发生 冲突时台军登陆作战；“晨曦”、“春风”涉及在大陆潜伏、策反、培训等活动。
有关部门已开始提醒赴台学习的大陆学生，如在岛内遇到可疑人员要求撰写“论文”、订阅内部刊物、搜集敏感信息，要提高警惕，防止被利诱，返回大陆后要及时向所在学校或当地国家安全机关报告。
虽然台湾“国安局”表示，“国安局”与各情报机构，尊重学术自由与校园自治，从未假藉学术名义，干扰两岸学术交流与发展，也没有在校园内进行情报工作。台湾“教育部”次长陈德华也否认称，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事情。他说，陆生来台仅限于教育交流，若掺杂政治因素，对于两岸学生将是一大冲击。但是这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
现在国台办已呼吁台湾立即停止策反大陆学生。其实台湾方面不仅仅是策反学生，台湾方面，早就开始有计划的策反解放军内部极少数不良分子。
军人叛变一般会有三种基本原因：或是为了求得活命，或是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倒向敌方，又或是对于地位、金钱、异性等生活享受的欲望已经不能由正常渠道获得满 足。而一支军队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面对不同的外来压力时；诱发叛变的主要原因也往往不同，参与叛变的军人专业方向、级别也不同。
解放军历史上军人叛变的高峰期是在4.12和7.15反革命事件后的大革命失败时期，下到士兵上到高级干部都出现过叛变现象。图为4.12事件中被处决的共产党员。
80年代军队经商导致许多军官被策反
然而这种错误在建国后并未能避免重演。虽然由于国家处于和平状态、而且国境严密封锁的原因，在十年文革期间的政治斗争中除了林彪叛逃事件以外，军人 对外叛变的情况很少；但是累积下的各种组织人事矛盾和私人恩怨，以及政治路线、主旋律舆论的反复无常，使军队内部的思想凝聚力被破坏的非常厉害。这种意识 形态层面的暗伤，为80年代高发的对外叛逃埋下了祸根。
而对军队忠诚性伤害不亚于文革的，则是军队从80年代中期起将长达十多年的大规模经商活动。这类经商、涉商活动对于军队纪律风气、上级单位政治形 象、内部和睦性的大败坏，再加上“两猫论”下意识形态涣散无力的社会环境，为敌对势力的渗透、策反提供了绝佳的环境。一些人或丧失信仰、或干脆走向原有政 治立场的对立面；只要稍加利诱就变节投敌，甚至是主动联系、投奔敌对情报机关。
虽然从1993年起中央军委就开始遏制军队经商，到1998年完全禁止了军队、武警部队的经商活动，但是它留下的后遗症至今尚存。在进入二十一世纪 以后，虽然军队已经不再允许经商，但类似的困扰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房地产的热炒升温，使军队所有土地在处置过程中出现大量问题等等。近来中央以罕见的高 调姿态公开严打军中“老虎”，不仅是整肃军纪，也是重铸军队思想稳固的基石。
台情报机关从文革时期开始意识渗透
中国政府对于政治敏感事件一般都非常低调，因此很多时候都缺乏可靠的权威信息和结论。特别是80、90年代以来的一些军官叛国案件，即使社会上已经 传的沸沸扬扬，也不会得到官方回应。反倒是台湾在90年代末以来由于政治体系的分裂、倾轧，情报机关组织纪律涣散人心不稳。不少情报人员——比如策反刘连 昆的庞家钧等，公开撰稿出书曝光自己的工作生涯，提供了很多可供参考的说法。
台湾从未中断过对大陆的意识形态渗透工作，包括文革时期。从1975年开始，台湾情报机关一直意图挑拨共产党内部斗争，制造分裂割据局面。而1976年四人帮被整肃以后，这一计划的重心又被调整为挑动四人帮残余分子的反抗，以及煽动年轻人的反党心理。
这一期间台湾情报机关冒用国内一些机关、组织的名义，在大陆散发、宣传了很多政论文章；包括“殷周计划”系列、“渭水计划”系列、“经始计划”系列 等。比如“殷周五号”计划是以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名义，撰写并散发了《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走右倾投降路线》；而“殷周九号”计划则是以著名的“梁 效”（谐音“两校”，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名义撰写散发《向复辟倒退的黑帮开火》。
十年文革期间的政治斗争中除了林彪叛逃事件以外，解放军军人对外叛变的情况很少，但林彪叛逃事件对解放军内部的思想凝聚力破坏较为严重。图为林彪。
改革开放后 台情报机关与民运组织结合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外交流难度大幅减少，台湾情报机关的意识形态渗透不再仅仅局限于印制、散发政治宣传册子，而是直接较大规模的参与进了国内的政治 运动。从1982年留学生王炳章在纽约发起“中国之春”组织伊始，民运组织就已经和台湾情报机关深度合流。后者的“移山项目”、“文正项目”、“致广项 目”、“致远项目”、“昆仑项目”，实际上也正是民运活动从海外兴起、向大陆内转移、高速发展和走向没落等不同阶段的重要时代写照。
军队是社会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既影响社会风气又被社会风气所影响。当社会上的政治气氛极不稳定时，也必然会对军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八十年代的 意识形态隐患到九十年代以后并未自动消弭。相反它还诱发了90年代——或者说从建国至今以来，中国影响最恶劣的间谍案，即邵正宗、刘连昆案；涉案者军衔最 高、性质最为恶劣、造成后果最为严重。
该案在台湾军事情报局被冠以“少康专案”的代号。其中“少康一号”指邵正宗，沈阳人，军衔大校，曾任总后勤部军械工厂管理局长。“少康二号”指刘连 昆，齐齐哈尔人，军衔少将，曾任总后勤部军械部长。及至1999年案发、此两人被捕时，“少康三号”已经提出，但人选并未真正确定。
邵正宗，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某处处长，大校军衔，是台军情局策反刘连昆案中的核心人物。图为邵正宗。
邵正宗成为刘连昆案的核心人物
邵正宗叛变的主要动机是他从80年代末起就一直试图叛逃到国外定居，而金钱则是一个次要因素。为此邵正宗在1989年主动通过台商张志鹏联系了台湾 军情局的退伍上校陈兴衡，向当时台湾军事情报局的局长殷宗文表达了叛变意愿；并计划在次年2月末出国访问欧美考察的返回过程中，借道香港叛逃到台湾。
1990年3月末，台湾参谋本部总长陈燊龄指示时任台湾军情局第六处（负责策反对方人员、以及反间谍活动）副处长的翁衍庆到香港与邵正宗接头会晤。 在几经讨价还价以后，台湾军情局要求其继续留在大陆潜伏工作数年。为了获得台湾军情局对其叛逃的帮助和巨额金钱，邵正宗不仅出卖大量敏感的重要情报，而且 还答应协助策反解放军中的中上层军官以及各军事工业企业的高级技术人员。
在邵正宗开始正式为台湾军情局工作，而张志鹏成为他与台湾之间联系的交通员。在1990年5月，邵正宗即交付了台湾一大批高度敏感的情报。包括同年 4月的大军区级领导干部调动情况；对外应急机动作战师的数量、单位、驻地；同年福建军事演习的目的、参演部队调动情况；1990年总后勤部“十年后勤规划 会议”中披露的战略方针规划；1990年的大陆军费，以及一些重大项目的初步规划等等。
由于年满退休，邵正宗在1992年9月再次向台湾提出要叛逃到第三国定居的要求，并以策反他原来的上级领导刘连昆一同叛变作为交换条件。这个提案在 10月底被送达了台湾参谋本部新上任的总长刘和谦处。由于台湾规定其将级军官进入大陆必须经由台湾国防部核定，因此台湾军情局最终安排了六处副处长庞家钧 （上校军衔）于1992年11月23日出发，化名“王树元”持台胞证经香港进入大陆以少将身份与刘连昆接头。
邵正宗在事发后未离开大陆 后遭严惩
从各国情报工作的普遍规律来说，在对方内部进行连环策反能够获得最大的功效；而策反间谍的上级则是其中最困难、危险性也是最大的，尤其是军队这样控 制非常严密的组织。台湾军情局在邵正宗的基础上制订了进一步向解放军高层渗透的发展方向，完成了仅凭自身能力所无法完成的事情。对台湾来说，邵正宗在所谓 “少康专案”的核心程度上毫不亚于刘连昆；而对大陆来说，邵正宗的危害也丝毫不低于刘连昆。
邵正宗到1999年刘连昆案事发时仍未离开大陆，虽然他于得到刘连昆被捕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开始逃亡，但仍未能逃离国法军纪的严厉制裁。他长期未能叛 逃成功的原因，表面看起来是其拒绝以偷渡的方式抵达台湾再转往第三国，而庞家钧在1992-1993年间交给他的伪造文件又未能在防伪措施的仿造上到位， 无法通过海关检查。
邵正宗实被台军情局利用 未获重金奖赏
但究其根本，则是台湾军情局和邵正宗之间终归是利益性的利用关系；压榨邵正宗的情报价值那是多多益善的事情，而为邵正宗的出逃费心太多却并不值得。 最终军情局以十万美元（邵正宗七万，其情妇沈丽昌三万）遣散费的代价，了断了邵正宗的出境要求。而庞家钧提出的以二十万美元在大陆给邵正宗及其情妇开公司 的提议，则被军情局副局长杨学晏断然拒绝。
邵正宗当时还自作多情，几番致信中情局为其交通员台商张志鹏要求给予补偿；出卖战友和国家时倒是不见这般情义。实际上当时军情局给张志鹏的补偿达到十五万美元，是邵正宗的两倍有余。叛变之徒，内外之别，可见一斑，当为后来有心者所鉴。
964年8月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历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因向台湾出售情报，2004年被逮，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注射药物处决。
刘连昆曾泄露大陆进口苏27战机详细情报
1992年11月27日，在邵正宗的牵引下刘连昆在广州越秀公园与庞家钧接头，并很快谈妥了待遇等诸多事项，自此刘连昆开始正式参与台湾军情局工 作。除了台湾方面支付的3500美元月薪外和一些其它费用外，刘连昆每出卖一份情报都会相应的奖金。台湾军情局的规定是重要情报的奖金额度为二十万台币， 而有效时限在半年以内的中共中央绝密文件则每份一百万台币。
经过各方分配以后，刘连昆一般拿到的奖金不到总额的40%。即便如此，根据庞家钧的估计，刘连昆在前六年中仅奖金收入就大概有2500万台币左右， 出卖情报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敏感可见一斑。而仅在与庞家钧的第一次接头中，刘连昆当时就交给台湾方面十五份重要情报；其中十二份为中共中央军委内部机密文 件，还有进口俄罗斯苏27战斗机与S300防空导弹的详细具体情况。
刘连昆曾向台泄露1996年台海军演内容
在刘连昆出卖的大量情报当中，最敏感最重要的两份分别是1993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以及1996年关于台海军事演习的内容。在1993年的军委 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将21世纪的军事战略目标放在东南沿海、南海地区、以及中印边界地区，其中东南沿海与南海地区都与台湾紧密相关。台湾高层在 接到刘连昆的情报以后，在军事发展战略方向和战备上都进行了针对性调整。
尤其是1996年的台海大规模军演，刘连昆在演习开始前3个月就将情报出卖给了台湾，包括了演习的主要项目以及军事行动的底线。在中共中央最初的规 划中，此次军演虽然仍是以威慑为主，但已经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转化为对台作战；而行动的底线则是攻占台湾的外岛。在情报泄露以后，台湾一方面在军事上采取 针对性的防御措施，并在新闻媒体上大量公布军演的准确情报；另一方面又将这些情报转送到美国，请求美国以武力介入台海局势。
由于军事进攻的突然性已经消失，而且尚无法确定内部情报的泄露源头和途径，当时解放军的先发优势已然不复存在。再加上美国航母战斗群的介入极大的改 变了台海区域的两岸军事力量对比，军事进攻已经在事实上失去了可行性。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共中央不得不修改了演习原则以避免战争爆发；军事行动范围不再 越过台海中线，导弹也不经过台湾上空，而登陆夺取外岛的计划也被取消。虽然由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耗资40亿人民币的军事演习仍然最终完成，并对外宣称取 得圆满效果；但实际上当时大陆在战略上被限于极其被动的局面，对外的军威国威都严重受挫。
刘连昆虽受严惩 但难弥补国家军队损失
刘连昆叛变的情况在被捕前就曾经暴露过：他携带文件回家进行翻拍时曾被其妻子撞见。根据刘连昆后来要求台湾军情局出资在北京购房，方便其间谍工作的 情况来看，其妻子很可能并不赞同刘连昆的作为，只是碍于夫妻感情不愿将其告发。然而在后期刘连昆意图退出间谍工作时，就像此前邵正宗必须物色他人接替其工 作一样，台湾军情局也对刘连昆提出了相同的要求。而被刘连昆拉下水的人中，不仅包括了他的一些下属，还包括了他自己的儿子；不仅害人害己，而且还祸及妻 儿。
1999年3月起，刘连昆、邵正宗先后被捕。在经历几个月的侦查和审理后，这两名叛徒得到了国法军纪最为严厉的制裁。然而正像古人所说“死有余辜”，这两个人的死远远弥补不了他们给军队和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失。
近百年的历史规律证明，解放军的内部向心凝聚力水平高低，是同一历史时期下叛变数量多寡的决定性内因。内部越团结忠诚度越高，敌对情报机关的收买、诱惑手 段能生效的时候也就越少。而近年来中共中央高度强调军队的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并严厉整肃军内腐败问题，无疑是从根本上提升解放军内部向心凝聚力的强力措 施。刘连昆（1933—1999），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正军级，少将军衔。1989年台湾军情局局长殷宗文利用大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契机，将大批以“台商身份”为掩护的情报人员派往大陆。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邵正宗大校被台湾军情局特工张志鹏策反，代号为“少康一号”，继而由邵正宗去策反自己的上司刘连昆。1992年11月台湾军情局第六处副处长庞大为前往广州与刘连昆会面，吸收刘连昆加入台湾军情局，代号“少康二号”，并授予刘连昆国军少将军衔，成为第一位在两岸同时拥有少将军衔的间谍。1996年解放军大规模军演，两岸剑拔弩张。而刘连昆则在军演开始前的三个月就将相关情报提供给台湾军情局。在得到准确情报后，台湾方面在军事上采取针对性的防御措施；另一方面又将这些情报转送给美国
，请求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局势。频频被对手抢占先机，已经让大陆方面感到内部有人泄密，加之泄露的情报密级很高，这就更加缩小了排查范围。1999年3月将目标锁定在刘连昆身上。大陆反间谍机关统一行动，将刘连昆等涉案人员全部抓获。经审讯，刘连昆对自己的间谍行为供认不讳，后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8月刘连昆被处决。
如何成为间谍
刘连昆同时在两岸拥有 少将身份达七年之久，是台湾国防部 军事情报局改制以来最重要的策反工作，代号「少康专案」。国安局长 丁渝洲曾形容少康专案是军情局的「镇山之宝」。刘连昆从1992年正式加入台湾军情局工作，至1999年被逮捕处决，七年期间提供无数重要情报给台湾，被认为是 中国大陆建国五十年来最严重的间谍案。
据 美国《 世界日报》（6.26）报道，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 曹刚川的周边人士，数年前也曾被刘连昆渗透策反。 香港媒体报导称，刘连昆军中人脉很广，在八十年代大陆武器发展和售卖的黄金时期，刘连昆和一批负责军工武器系统的主管们居功不少。刘连昆与这批少壮军人，包括贺平（邓小平女婿）、粟戎生、贺鹏飞及曹刚川均有交情。
间谍这最古老的行业，随冷战结束似乎没落了，但在两岸，因意识形态对立增强，反更形活络。台湾军情局局长 殷宗文在1989年后强化「进入大陆、建立据点」的活动，更催化了刘连昆事件。
刘连昆在1947年 国共内战时期参军入党，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长期负责军械采购和产制，能接触到各种机密资料，而且军中人脉甚广。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因问题而受到处分，刘连昆丧失了晋升中将的良机，因此对北京高层极为不满。而早已成为台湾间谍的邵正宗，则成为其间谍之路的引路人。
事件的高潮是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时的军事演习。根据刘连昆提供的情报，演习的底线原先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员潜舰、攻占外岛。整个演习的预算，解放军编列了四十亿人民币以上，约合台币近二百亿元，规模惊人。
但在演习前，台湾开始展开反制的军事部署，同时美国也表达强烈关切，及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大陆高层因此担心爆发大战，立即下达「三不原则」：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海峡中线、不占外岛。这些讯息，透过刘连昆即时提供，让台湾领导人顺利完成选举。
至于台湾如何和刘连昆搭上线，主要和解放军大校邵正宗有关。少康专案 殷宗文亲自主控邵正宗和刘连昆同在总后勤部军械部任职，刘连昆是军械部部长，邵正宗则是职级较低的大校处长。根据邵正宗被捕后向国家安全局人员透露，他是1990年正式加入军情局的工作，被台湾方面封以「少康一号」，在他的积极运作下，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少将才愿意加入台湾军情局的工作。
台湾方面成立的少康专案，则以争取少康二号刘连昆为首要目标，并决定由台湾军情局局长殷宗文亲自主控这条大线。1992年11月，台湾方面派出军情局第六处副处长 庞大为，加升一级，以少将身分前往大陆，亲自争取刘连昆为台湾工作。
台湾代表在当时担任「少康专案」驻港「越界交通」（跨区联络人）安排下，住进广州「白天鹅宾馆」。此时，安排会面的邵正宗正式告知刘连昆，台湾代表抵达的消息。刘连昆人在北京，如果搭机南下，要向上级请假，行事机警的他，改搭火车南下 。
两万美金的见面礼
紧张的时刻来临，如何确定这场高层谍报会不是陷阱。台湾方面先由越界交通与刘连昆共进早餐，探个口风。庞大为则单独前往双方预定会面的广州越秀公园，沿路则在新华书店等地点暂停，观察有无被大陆安全人员跟监。
进入这座位于广州郊区的公园后，双方人马保持可见的距离，然后利用无人的羊肠小径，爬上隐密的山岗，于大石上席地而坐，展开两岸情报圈首次层级最高的「目视接触」。刘连昆开始有点紧张，会后双方分别前往广州「东方轩」酒店聚餐时，气氛才转为轻松。刘连昆当场还点了一瓶茅台酒，双方闲话家常，完全看不出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会。
在这场间谍会中， 庞大为告知了刘连昆的待遇、联络方式、重点工作，并授予刘连昆国军少将军衔，月薪3500美金（以1992年币值计约新台币九万元），工作奖金另发，每批情报少则台币四十万元，多则百万元以上，并代为转存于海外银行专户。退休后由军情局照顾生活及福利，并依个人意愿安排至国外或台湾居住。为表示对这次会面的重视，台湾方面拿出两万美金红包，做为见面礼。
双方闲聊过程中，刘连昆透露自己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1933年出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毕业，长期负责军械采购和产制，当时担任军械部长已六年，常出席各军总部重要工作会议，接触各种极机密资料。军中人脉甚广，与中共将领洪学智、赵南起、刘华清均熟识。
刘连昆于是成为两岸第一位同时拥有少将身份的间谍。
身份暴露
刘连昆参加台湾 情报工作后，态度积极，表现优异。例如，中国大陆新购SU-27战机后，刘立即提供了驻地湛江、芜湖，导弹放置的杭州空军军械库、及洛阳维修厂等地详情，另外，他也提供过大陆军队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番号、驻地及军演状况。
1994年，军情局再度派出 庞大为密晤刘连昆，主要任务是希望再上一层楼，建立更高阶的情报网络，收集大陆对台湾作战纲要及预警情报，并向刘连昆探寻是否有合适接班人选。
但是，这次庞大为从澳门拱北关入境时被广东省国安厅的人盯上，虽然利用了广州警备区的BMW豪华大轿车代步掩护，但从下榻的华厦大酒店一路被跟踪，安全部门两人一组利用机动性高的摩托车对付BMW。庞大为从原先会面的地点白天鹅宾馆佯装先开往东方宾馆，但仍无法摆脱，只好冒险硬闯白天鹅，可惜安全厅人员因人手不足，未立即跟进旅馆，庞大为终于在房间中见到刘连昆，双方短暂交换意见立即分开。
当晚庞大为不经意放出次日将下乡游览的讯息，但隔天一大早却直奔广州车站，摆脱盯哨，快速离开大陆。
暴露与过分运用刘连昆有关
整个过程宛如《007》电影，为何没有逮捕庞大为，主要是当时人手不足，另外也想知道庞大为进大陆要见的主角是何许人也，刘连昆并未被发现。事后台湾军情局秘密调查，发现出卖这次行动的人竟然是军情局香港站的情报人员 李志豪，随即设计将李志豪诱回台湾逮捕并判处无期徒刑。
这次行动，刘连昆提供了二十件重要情报，并包括一份可试图策反的中共将领名单，刘连昆表示，如果没有中共的盯梢，甚至可安排庞大为到北京会见一位更高层的将领。
1999年4月台湾间谍叶炳南在大陆被捕后，供出了两位高级间谍，一位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大校局长邵正宗，另一位就是刘连昆。而刘连昆则是第一位在两岸同时拥有少将身份的间谍。给刘连昆带来杀身之祸的情报，是他在1996年 李登辉抛出“ 两国论”，引发 台海危机时，李登辉透露大陆准备试射导弹的消息，并指出导弹是空包弹，弹头部分仅为精准测试系统。
后来李登辉在竞选过程中，更不小心说出：“中共所有行动都在我们掌握中，大陆的飞弹是空包弹”，这才让大陆方面得知内部有了间谍。在抓获叶炳南后，最终侦破这起大陆建国以来最大的军方间谍案。后来叶炳南供称，仅他一人，送给刘连昆的酬金就达五十多万美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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