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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3月，纽约第五大道。一个身穿Pleydell&Smith三件套、戴着爱马仕皮手套的通身“巴黎范儿”的中国商人忽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他本该三年前就来的——1912年，他曾经买到了去纽约的船票，听说那艘船上的头等舱乘客都对艺术品深感兴趣，这位精明的浙江人便打算在船上结识一些新客户，说不定到达纽约时，他已经做成了几笔生意。
然而，在最后一刻，他的马车跑错了码头，错过了开船时间——那艘船的名字叫泰坦尼克号。
这个命大的中国人，叫卢芹斋。他还有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名字——卢焕文。
△在西方人眼里，卢芹斋是改变他们收藏品位的英雄
他的母亲因为贫穷而自杀，随后父亲也去世，他在很小便成为了南浔张家厨房的小佣人。
这家人有一位有着残疾的二公子，小佣人对他的照顾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当他前往巴黎留学时，他指明带走了小佣人。
这个公子叫张静江。嗯，虽然人家有点残疾，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名字，大概就不会有辛亥革命，因为他把赚来的所有钱都捐给了他的好基友孙中山。
在张静江的培养下，小佣人卢焕文长大了，并且很快自立门户。他在欧洲做起了古董生意，换了一个洋气的名字卢芹斋，娶了一个洋气的巴黎太太，还有一个更洋气的巴黎情人——情人是太太的母亲。他在巴黎和伦敦，都有古董店铺。
1910年开始，他敏感地觉察到，欧洲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了，要寻找财富的新大陆，必须来美国。
那时的美国艺术品收藏圈，如果只能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那就是——
有钱。
如果还要再加一个形容词，那就是——土。
就像古董商RUEL说的那样：“美国人才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们只管买。”
简而言之，土豪。
对于外国人来说，卢芹斋是帮助他们打开中国艺术世界的一把钥匙，在1949年之前，几乎所有重量级的中国艺术品都出自卢芹斋之手。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卢芹斋是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最大的丑闻便是1916年将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卖到美国（虽然他本人坚称，自己只不过是中间商，并且暗示是直接从政府手中购得的，更确切地说，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卖给他的）。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中国圆厅里，几乎所有的藏品都出自卢芹斋之手，最著名的当数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
抛却那些政治因素，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卢芹斋是一个了不起的商人。
当他来到纽约时，他面临的是数不清的竞争对手，和对中国艺术毫无所知的美国富豪。
在第五大道，已经有Joseph Duveen这样的著名古董商人，1886年，他便和自己的哥哥一起，来到美国，专门给J.P摩根这样的富豪家族指明“买买买”的方向。他们的主要经营方向是欧洲经典油画，但同时，他们也推销一些中国瓷器给美国富豪——他们骄傲地告诉土豪们，这是欧洲贵族的装饰品位。
这些瓷器多半都是外销瓷，或者是18、19世纪的粉彩——在卢芹斋的眼中，这些老外的品味实在是糟糕透顶。
但那时候，外国人——尤其是新富起来的美国人，确实不懂得真正的中国艺术品，正如1957年Jeannine Auboyer给卢芹斋写的讣告里的那样：
那是一个鱼目混珠的年代，来自中国的艺术品都是些专为满足西方人审美趣味的作品，是被龚古尔兄弟与“日本艺术”混为一谈的东西。由于市场充斥这些搔首弄姿、自曝其丑来博取目光的物件，所以即便是有品位的鉴赏家，也很难有机会欣赏到真正高水准的中国艺术。
举个例子。
一个19世纪的粉彩花瓶，可以卖到3万旧法郎。一块汉代古玉，却只能卖60旧法郎。
卢芹斋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日本人山中定次郎——这个一句英文不会的横滨人居然通过关系，在他的纽约总店门口挂上了英国乔治五世和玛丽皇后的许可牌照。山中把店开到了美国各个城市，除了纽约的总店，他也在波士顿、芝加哥等地开设了分店。更厉害的是，他会在亚特兰大等旅游城市开设“临时店”，这些店只在夏天时营业，专门吸引那些消暑的客人。
山中在纽约的“旗舰店”，给了卢芹斋很大的打击。这家店外观看上去好像一个日本寺庙，木质地板，客人走进去就好像到了日本——其实他们分不清这是日本还是中国，他们要的就是一点子“异域风情”。
山中卖的并不是日本货，他卖的是“异域风情”。比如，他曾经靠卖一种中国出产的小型狗赚了一大笔钱，因为他告诉美国土豪们，这是慈禧太后的宠物，而这种小型犬特别适合在公寓饲养，所以很快一抢而空——后来我们知道，这种狗的名字叫京巴。（好想穿越回去卖京巴！）
卢芹斋也仿效山中，卖了一次中国进口油纸伞，又卖了一次刻有“福禄寿”的银手镯，他希望这些能成为爆款，走走量。
结果，全部失败了。
因为美国人觉得油纸伞太过廉价，而银手镯太细，套不住美国人的手腕。
卢芹斋痛定思痛。他决定改变自己的销售路线，决定改变纽约乃至全美国人对于中国艺术品的审美趣味。
他要改变的是美国土豪们的艺术气质。
这一点非常难，尤其在于，他还是一个中国人。
那时候，美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印象是“虚伪、不诚实的苦力”。1882年，美国政府颁发的排华法案生效，中国移民受到的歧视非常严重。1871年，美国作家哈特曾经在他的诗歌《异教徒中国佬》中，塑造了一个叫“阿新”的中国人，五年后，这个只会粗鄙吹牛的形象被搬上了电影，深深根植于美国人的心中。1877年，甚至出现了一首叫做《阿新，异教徒中国佬》的歌曲，卢芹斋虽然说着一口法语，对于美国人来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
△布勒特·哈特的《异教徒中国佬》插图。
卢芹斋的道路走得十分艰难，但他一直在走，并且大刀阔斧。
第一步，他努力营造自己博学而谦恭的形象。就算是顾客带着从别家买的商品来，他也照样帮忙翻译文物上的汉字、考证文物的出处。他甚至为许多博物馆提供了无偿的展览项目中文指导。在《卢芹斋传》里，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写信，事无巨细地说明，他们策展的中文名字写错了，正确书写为“中国古珍宝展”，且应当从上往下书写。
△卢芹斋和他的客人在店里
第二步，他开始学会用一些西方的词汇，来定义中国文物。这是卢芹斋的发明，在对客户解说时，他会用“平衡”“对称”“协调”等术语来解释青铜器、古玉器等中国文物，他发明了“中国式巴洛克”这样的词汇，来介绍中国佛像。比如，如果是魏晋时期，卢芹斋就和客户说，你看，这个“长脖子”“垂肩膀”“骨感”的造型，其实就是古希腊的“古风时期”；而到了隋代，表情变得逼真了，脸型变小了，那就是欧洲的“过渡时期”；至于唐代，那完全就是“古典时期”。这样一来，外国人便能够理解那些本来高深莫测的中国文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卢芹斋所做的，是最早期的中西方艺术史对比。
第三步，他在自己的画廊里，频繁举办一些展览和沙龙，借此机会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国艺术。推开卢芹斋的店门，你时常可以遇到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泰勒或者是英国著名大藏家韦德爵士，他们正在为一件青花瓷的断代吵得不可开交。卢芹斋甚至自己策划展览，1939年，他在纽约雅顿画廊举办了《玉器三千年》展览。
第四步，他开始逐个击破那些大客户，一步一步解除他们的警惕。他的第一个大客户是弗利尔，这位来自底特律的工业大亨把购买文物看作是一种“压力释放”和“心理治疗”。
在目前公开的弗利尔和卢芹斋的信件中，我们看到卢的态度十分谦逊，每一封信，他都用极其谦卑的口吻来书写（毕竟有钱的是爸爸）。当小洛克菲勒还在花5万美金购买以下这种清代珐琅瓷器时，弗利尔在卢芹斋的劝说下，只花了5000美金，就买到了23件古玉器，这些玉器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其中还包括了一件二里头文化的玉璋。
卢芹斋在弗利尔这里赚到的钱并不算多，有一次，他甚至以13150美元的价格卖给弗利尔一件浮雕，而他入手的价格是13000美元。他给弗利尔看了底单，后者虽然半信半疑（弗利尔在给会计写信时质疑卢芹斋吃了回扣），但还是领情，他知道卢芹斋要的是什么——更多的客户。
于是，在弗利尔的介绍下，卢芹斋开始结识了小洛克菲勒、梅耶、JP摩根、多瑞斯·杜克……客户名单里，还出现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著名机构。
△卢芹斋的客人在店里鉴定文物
卢芹斋的推销方法是十分精彩的。
对于那些喜欢追名逐利的人，卢芹斋向他们推荐那些中国帝王将相的王室肖像画。
对于那些看上去身体欠佳的富翁，卢芹斋则神秘地告诉他们，买中国的古玉器，可以让人长寿，并且有治病的奇效。他的大客户弗利尔在弥留之际，就曾经对着几件随身的玉器进行祈祷——这些玉器都来自卢芹斋。
对于那些不问价钱，但怀疑中国人的诚信的美国人，他的方法是，不卑不亢，和颜悦色地解释。1918年12月，卢芹斋曾经向小洛克菲勒推荐一件明代花瓶，面对小洛克菲勒近乎无礼地来信要求“寄一张此瓶修复之前的照片给我”，卢芹斋的回复是：
您对我的信任有所保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我有幸第一次跟您打交道。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不会欺骗您。如果一件东西真假未明，我是绝对不会出手的。
在卢芹斋的努力下，不过二十年时间，“C.T.LOO”（卢芹斋的英文缩写）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品质保障，凡是经过卢芹斋商店出手的文物，可以比市场价贵三成，连卢芹斋出版过的艺术品图录，近几年也在拍卖市场上拍出了高价。
而在今天，当你走进世界各大著名博物馆，在巴黎吉美博物馆，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几乎所有西方的博物馆都接受过卢芹斋的捐赠（比如大英博物馆的5米高的隋代佛像）。据说，这是因为卢芹斋希望在各个博物馆里，都能看到中国艺术品的收藏。
他也积极帮助汉学家们。1947年，陈梦家在美国曾经得到卢芹斋的帮助。在陈梦家眼里，这位“年纪已六十开外，身材瘦小，而精神极好，行动敏捷”的浙江人和自己讲着家乡话，表示“凡一切他可以帮助的，他都衷心地乐意为我做”。陈梦家从卢芹斋的“通讯卡片中寻到所有私人收藏家的地址和所藏的铜器；由他出售铜器的底本上寻到所有博物馆的收藏；由他的照相底片中我得到千数以上的铜器照片；由他助手开罗君的帮助，我们拍摄到了凡可到手的铜器……”陈梦家说，他搜集海外青铜器资料的研究项目，“除了各大博物院外，卢先生的贡献最大”。（《洛阳出土嗣子壶归国记》）
卢芹斋也对这个家乡人吐露了自己最大的担忧——因为涉嫌盗卖国宝，他无法回到祖国。陈梦家对他说，要取得人民和国民政府的谅解，不让别人觉得你是坏人，就捐献一样东西给国家。1947年8月，他去向卢芹斋告别，并且表示自己回国将要筹备清华博物馆，卢芹斋同意捐献一些青铜器——陈梦家一眼选中了那件编号a714的“命瓜壶”（后改名为嗣子壶），这件国之重器最终回归祖国，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006年，我在写作《方召麐传》时曾经得知，方召麐刚刚到美国时，曾经拜访了卢芹斋的商店，她亲眼看见一个顾客失手打碎店里一个瓷盘，卢芹斋对此只是笑笑，并没有追究。方召麐说，卢先生这个人咬得住牙，有些藏品，哪怕他再缺钱，也不肯低价出让；而对于真心喜欢艺术的人，有时他也愿意赔钱卖出。有些华人缺钱，拿些半真半假的东西给卢芹斋，他也睁只眼闭只眼地收下。卢芹斋资助了方召麐在纽约的画展，并且买了她的画，这对于画家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对于国人，卢芹斋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在法国时，他就曾经在自己公司运营的“万花楼饭店”宣布，每天向中国留学生免费提供午餐；他还赞助林语堂发明出了世界第一台中文打字机。抗日战争时期，卢芹斋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的捐款。1928年，他获得了法国政府授予他的荣誉骑士勋章。
他还一直瞒着家里人，偷偷给自己的村子里寄钱，每年寄2000美金——最后一张汇款单是1956年，当时因为国家外汇封锁，直到30年之后，卢家村的人才收到了这笔钱。
这时候，卢芹斋已经去世二十九年了。
在一个世纪之前，卢芹斋用近乎一生来改变西方收藏界的艺术审美；一个世纪之后，刚刚开始进入艺术收藏的中国人们，面对海量的艺术品，也有着当年美国富豪们一样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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