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南方周末》刊登报道《“红色特工”身后六十年 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设立背后》，文章编者按这样写道，“1949年，中国大陆1500名赴台‘红色特工’牺牲过千，大多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建成，这段历史才被公开纪念。‘是死了还是叛变了都不知道。’戴筱萍记得那时一有政治运动，就会有人来家里质问他父亲到底去哪儿了。特工神秘的身份让这个家庭喘不过气来。2007年，冯亦同的《朱枫传》在上海付印出版，有关单位带话说‘这是一次失败的任务，不要宣传失败’，出版只好戛然而止。更多在台湾的幸存者，终日生活在阴影中无法自拔。而接受过反共教育的后代，永远也不能理解他们。”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用以纪念19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这是官方第一次公开纪念那段历史。

到台湾去

1949年的初秋，在杨兰与她的父母告别的时候，另一场告别也在进行。戴筱萍当时四岁，他记得那一天，穿着黑西装的父亲抱着他开始流泪，然后出门远行。

“他只告诉我的母亲他要走，没说要去哪儿。”戴筱萍对父亲只剩下模糊的印象，高高瘦瘦的，有军人的威严。

这一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接受渗透任务的中共情报人员，纷纷蹈海远行。

上海军医大学的学生朱晓枫收到了母亲的来信，问她是否可以请假到广州一见。她的母亲朱枫那时是香港合众公司的会计，也是中共华东局的地下党员。

“当时我开始在医院工作，请不了假，没想到那时她已经接到任务就要走了。”朱晓枫说。而等不到女儿的朱枫已经在香港办好假的入台证，以“朱静”的化名准备登船。

这一年的10月，没有能和亲人见面的还有王道元、王道乾兄妹。他们的父亲王灜成长期在上海从军，是空军飞机修理厂检验科二级检验员，中尉军衔。上海解放后，他们从苏北老家赶往上海，却发现父亲已经不知所终。

就在此前半年，已经在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的王道元来上海替解放区的医院购买药品。他和穿着国民党军装的父亲在城郊的一座道观见了面，他劝父亲回老家，父亲不肯，临分别时，他只好送给父亲一本《革命人生观》的小册子。

王灜成可能是最早离开的情报人员，在上海城破之前，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已经乘船南下。

某舰队政治部干部戴龙则辗转内陆，先至广州，再到香港，以测量学校教官的身份，最后渡海。

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台湾。1949年，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非常艰难甚至失利，对台情报工作越发急需。这一年，先后有1500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他们乔装成难民、香烟小贩、商人、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迁台大军，同时也揭开了上世纪中叶两岸情报战的序幕。

广东陆丰人黄贤忠比他的战友们过来得更早。1949年，他已经在桃园县平静生活了两年，在当地一所名叫义民中学的初中当国文老师。他组织了读书会，喜爱谈论家国大事，一位当地的小学女教师慕名而来，但谁也不知道这个忠厚男人的身份。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也让台湾地下工作陷入孤立。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大陆军事战略重点转移。很多在台地下部门被打散，幸运的得以返回大陆，跑不了的就躲进深山。

戴龙和王灜成也被捕了，后者行刑前还随身带着儿子送的《革命人生观》。1951年，黄贤忠被捕入狱，以“叛乱罪”判处死刑，行刑前他为已怀孕的妻子留下遗书——“我只是这大时代中的一滴浪花而已”。

乱坟岗

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戴筱萍都想寻找父亲戴龙。他和母亲成了“失踪军人家属”，这个身份的重量曾让他喘不过气来。

“是死了还是叛变了都不知道，到头来好像还是我们的过错。”戴筱萍记得那时一有政治运动，就会有人来家里，质问他的父亲到底去了哪儿。他的母亲垂着头，只是哭。

他们也去某舰队问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秘密，不能说。

那时国内正值三线建设时期，戴筱萍的心里还有一丝希望，他想父亲可能正在某个山沟里，支援国家建设。

直到1960年代，组织上终于通知了他们，他的父亲戴龙，早在1950年就在台湾牺牲，出卖他的叛徒如今被抓获，情况搞清楚了，可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当时他和母亲就想能拿回父亲的遗骨，但两岸的剑拔弩张，让这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母亲朱枫死后，朱晓枫得到了一张革命烈士证书。“文革”中，这张证书却不能保护她的母亲，她被怀疑是特务、叛徒。有人说看见朱枫在台北和国民党军官手挽着手走路，投了敌。朱晓枫只能沉默以对。

和其他受难者家属一样，王道元兄妹也希望知道父亲王灜成的下落。19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和妹妹两个人提着西瓜，去拜访军旅作家吕铮。作家曾写了一本讲述中共地下斗争的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们听说这位老作家曾是上海的地下党员，又曾在广州担任过对台的联络员。

作家果然认识父亲，并讲述了他蒙难的经过。“他还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人。”后来，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兄妹俩反复看了四遍，总感觉里面有父亲的身影。

当年的那段历史，随着受难者埋入荒坡四十载，逐渐被人遗忘，直到1993年，在台北六张犁，一片乱坟岗被上山采摘野菜的人偶然发现，这里掩埋了两百多个1950年代被处死的政治受难者的遗骸，随之浮出水面的，则是那一批葬身在台的大陆对台“特工”。

同年，台湾《中国时报》发布288位“台湾地区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人名单”，朱枫、吴石、戴龙、王灜成和黄贤忠皆在其列。

6年后，台湾学者秦风在一家报社的档案柜底，发现了一袋写着“敌伪”字样的照片，打开以后，却是一幅幅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为1950年。

其中，就有朱枫受刑前最后的留影。照片里，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双绉旗袍，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神色平静而淡然。

2000年，这张照片被登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杂志上。这一年，朱晓枫73岁，照片上的母亲已经比她小了28岁。

看到照片那一刻，朱晓枫就想，在死前，一定要把母亲找回来。

233号编织袋

南京作家冯亦同在这时加入了寻找朱枫的行列，他想写一本朱枫的传记。通过他，朱晓枫联系上了秦风，委托后者在台湾寻找朱枫遗骸的下落。

“他们寻找物理上的朱枫，我寻找精神上的。”2007年，冯亦同的《朱枫传》在上海付印出版，却在当时遭到麻烦，有关单位带话给冯亦同，说“这是一次失败的任务，不要宣传失败”。《朱枫传》的出版只好戛然而止。

“可能是时机还未到吧。”冯亦同将情况告诉了朱晓枫，后者说了自己的看法。

转机出现在2010年，这一年是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的第二年，两岸关系持续和缓。

一份由台北辛亥路第二殡仪馆提供的《600骨罐名册》显示了朱枫骨灰罐的可能线索，这些无人认领的骨灰罐，绝大多数都属于来自大陆的死难者。纳骨塔内，两百多个无主骨灰罐套着白色编织袋，杂乱无章地堆放其中，打开编号“233”的编织袋，朱枫的骨灰罐已经静静躺满了六十年。

2010年底，一架运送朱枫骨灰罐的飞机从台北直飞北京，中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专程在机场接机，随后朱枫的骨灰罐被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2011年，位于朱枫老家浙江宁波镇海的朱枫纪念园，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朱枫骨灰迁葬老家，倍享哀荣，叶落归根。

寻找朱枫只是一个开始。“还有许多人没回来呢。”徐志耕是《宁波帮》杂志的主编，在朱枫之前，从不了解这段历史，直到2011年，他受邀参加朱枫骨灰回葬故乡的隆重仪式，萌生了帮助其他死难者的后代将遗骸迎回大陆的打算。

在2011年6月的杂志上，徐志耕刊发了一则《寻亲告示》，表明杂志将协助亲属寻找在1950年代牺牲在台湾的对台特工的遗骸。

而结果并不理想，看到《寻亲告示》后，自觉在网上填写寻亲表格的家属，只有不到五个人。

而原因可能是，由于保密措施，许多的后代家属，连他们的父辈牺牲在台湾都不知道。

这一年，台北第二殡仪馆和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提供给了《宁波帮》杂志881名在台湾受难者的名单。

“当时杂志有三步打算，第一步是公布名单，让家属知道；第二步是帮助他们和台湾方面联系，比如互助会，提供帮助；第三步是成立一个基金，赞助家属将遗骸迎回来安葬。”

而一年之后，徐志耕有些心灰意冷。

《宁波帮》杂志总经理刘建夏将原因总结为“没有单位愿意牵头”。

在刘建夏看来，通知家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公布档案，据他了解，当年派往台湾的地下工作者的档案虽然分散在各个系统，但依然保留着，如果能够解密，通过民政部门，就能迅速地联系到后代亲属。

但他的这个想法，没能得到回应。没能成立基金的原因更加简单，就是没有钱。

“其实我们应该将所有的骨罐一起拿回来，修建烈士陵园。”刘建夏说。

戴筱萍是极少数找到了自己父亲的幸运儿。2012年，戴龙的墓碑在台北六张犁墓区被找到，墓碑的照片从台湾发到上海。

戴筱萍拿着照片去了某舰队政治部，当年，这是父亲的派出单位，他希望能由组织出面将父亲迎回来，“对方很为难，说牺牲了那么多人，不能为你一个人拿回来，开销太大”。

这和他在民政部门得到的表态相似，领导说，如果是自己去拿回来，那组织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戴筱萍、王道乾和几个后代家属曾在上海碰过一次面，讨论组织上不肯出面寻找怎么办，最后也没说出个结果，有人说，要么就在福建沿海遥祭一下，王道乾不同意。

直到如今，她和哥哥还没有找到父亲，而她已经满了八十岁。戴筱萍不愿再拖了，今年清明节的时候他想去台湾，将父亲的遗骸迎回家乡。

永远不能理解他们

在这场悄然的寻人潮中，台湾的力量也在持续加入。2013年一年，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协助了八起大陆亲属来台寻找亲人遗骸，多年来，他们已成了大陆亲属来台寻找的重要窗口。

互助会成立于1987年，会员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互称“老同学”，以示有着相同的遭际和信仰。

自1993年台北六张犁墓区发现之后，每一年，互助会都会为死难者举办春祭和秋祭。

在互助会会长吴荣元看来，台湾的“白色恐怖”是国际冷战情势和国共内战共同作用的产物，葬身台湾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同样是政治的受难者，让他们的遗骨返回故乡，既是人情义理，也是历史和解的重要一环。

在台湾，一位这段历史的研究者，曾遇见过这样一些“共谍”。1950年代，当他们来到台湾，上线已经被国民党逮捕，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他们暗自警惕、无所事事，结婚、生子，慢慢老去。而更多的幸存者，却没有这么幸运，生活在背叛、懊悔的阴影中，无法自拔。而接受过反共教育的后代，永远也不能理解他们，“我曾遇见过一个老人，四个孩子都不愿叫他父亲”。

近年来，台湾官方开始面对当年这段历史。2003年“国防部”开放档案，随后在政治受难者以及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简称真促会）的推动下，台湾当局陆续解密了“白色恐怖”时期的档案文件，向家属归还了受难者的遗物。

台湾作家蓝博洲曾创作了描写台湾地下党人的报告文学《愰马车之歌》，讲述了台湾地下党人钟浩东、蒋蕴瑜的一生。他们是台湾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的主要编印者，曾与“共谍们”并肩作战，追求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最终，钟浩东被处死，蒋蕴瑜出狱后，曾经的蒋四姑娘，只能靠在风化区摆摊卖面为生。

对蓝博洲而言，长期反共教育下的台湾社会，这些地下党员在历史评价中是缺席的，仿彿两岸的孤魂，“但他们是一批理想主义者，那个年代的台湾知识精英都进去了，”蓝博洲说，“他们是当代人的镜子。”

马场町位于台北市最南边的万华区内，曾经是1950年代处决政治犯的刑场。在“白色恐怖”时期，每天清晨4时30分，执刑的士兵扣动扳机，行刑后，士兵用沙土覆盖地上的血迹，久而久之，堆沙成丘，如今已成为一方长满青草的大丘。无论是吴石、朱枫，还是戴龙、王灜成，皆于此受刑。

2000年，台北市政府在马场町的入口竖立纪念碑文，其中写道，“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期间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

安息吧

2012年6月，黄新华从台湾档案馆领回了父亲黄贤忠的遗书。

对于父亲，她其实没有任何印象。

母亲在监狱里生下她，五岁之前，黄新华一个人在孤儿院长大，待她的母亲出狱后，两个人便相依为命。

小的时候，母亲每隔一段时间会带着她到位于台北忠孝西路上的善导寺，母亲从寺里取出一副牌位，让她一起祭拜，当时，她不清楚牌位上头写的黄贤忠到底是谁。

直到她上国中的时候，母亲告诉她，那才是她的亲生父亲，因为反对国民党被处死。

“当时把我吓到了，心里想这怎么可能。”在一个闻“匪谍”色变的时代，突然有了一个当“匪谍”的父亲，让她无所适从。她问母亲，可母亲只是重复着告诉她，父亲黄贤忠，是一个很有学问、很好的人。

“后来我想，他肯定是冤枉的。”想通了这一点，少年时的她才觉得释然。

而同时，在海峡的另一侧，黄新华同父异母的哥哥，却一直无法释然。

1947年黄贤忠离开广东陆丰老家时，黄伟民才一岁，母亲早亡，他一直由族内的亲戚养大。他听长辈说自己的父亲去了台湾，却没想到这会带给他一辈子的厄运。

1960年代，黄伟民是公社里的会计，有着干部身份，生活顺遂。直到组织审查时，发现他的父亲在台湾，有着“台湾关系”，他被公社辞退，之后十余年，他只能成为乡野间的民办教师。

后来，村子里有从香港回来的人，带来了黄贤忠早已牺牲的消息，黄伟民开始写申诉信，证明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牺牲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下。

他一口气写了十来年，将申诉信寄给公社、县里。但往往人家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你有证据吗？

黄伟民找不到证据，他不知道谁是父亲的上线，又是谁派他去的台湾。

“我红白不是人。”有一天，从公社理论回来的黄伟民沮丧地告诉自己的儿子，自此再不申诉。

2012年，黄伟民的儿子拜托友人前往台北六张犁公墓，希望能找到父亲的墓碑。却恰好碰见了当年替黄贤忠捡骨的人，透过他，联系上了黄新华，这时，距她拿到父亲的遗书刚刚过去一个月。

“以数十年有限生命，立亿万年不朽事业，虽败犹荣，虽死无悔。”这是父亲遗书的第一句话。

“我死矣！累家人吃苦，于心不忍！然事已至此，可不必悲，希珍重身体，以维家室。”这是第二句话。

时隔一甲子，黄新华回到了陆丰甲子镇，这时，她的哥哥黄伟民已经是肾癌晚期，他看着从未谋面的妹妹，只说了一句“我这辈子过得苦”。

“当年两岸的争斗是一个悲剧”。黄新华说，“我没想到父亲是那么坚贞不屈的一个人。”她开始感到父亲当年所付出勇气的意义，并开始理解他的信仰。“这样的受难不应该再有。”

这一年秋天，黄新华在台北参加了互助会一年一度的受难者秋祭，会场上响起了悠扬的安息曲：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